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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能源司司长 刘鸿鹏
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潮中，中国风电行业如何跨越障碍、占据主动？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能源司司长刘鸿鹏在接受《风能》采访时给出了他的独到见解，同时针对解决农村能源需求、提高电气化水平、利用好绿色金融等提出了建议。
Q：此前，您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八届会议（COP28），这次会议取得了哪些有价值的成果，对于全球能源转型具有怎样的意义？
A：COP28首次就《巴黎协定》进行了全球盘点，达成了“阿联酋共识”，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化石燃料，提出了“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在能源系统中摆脱化石燃料”（transitioning away from fossil fuels in energy systems），明确强调要“转型脱化”。这是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30多年以来，各国第一次真正触及到化石燃料这个关键问题，也是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上迈出了具体一步。
盘点报告中提出，到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比2019年减少43%，才有可能将全球升温限制在1.5℃之内。“阿联酋共识”提出到2030年实现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至目前的3倍、能效增至2倍的目标，加快推动减少未加装捕集和封存措施的煤电、甲烷，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
此外，东道国阿联酋采用灵活策略，在推进COP28正式谈判的同时，由相关国家和利益相关方提出各种不同的减排倡议，包括50家油气公司加入《石油和天然气脱碳宪章》，宣布到2050年或之前实现油气行业的碳与甲烷净零排放，在2030年之前消除常规燃烧；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了《COP28关于可再生低碳氢及氢衍生物认证计划相互认可的意向声明》，确认氢只能从低碳电力中产生；22个国家发表宣言提出，到2050年将实现全球核能装机容量较2020年增加2倍的目标；66个国家签署了《全球降温承诺》，提出将冷却降温的相关排放较当前水平减少68%。
第一次召开的能源和交通部长会议探讨了能源、交通领域的能源转型。根据我们的数据，亚太地区交通运输占总石油消耗的5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未来，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仍将保持强劲增长。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发起了亚太电动汽车倡议，已有19个成员国加入。
过去30年的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气候变化谈判涉及方方面面，一个国家的承诺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承受能力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应继续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是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原则。因此，一方面，要主动适应，积极参与气候行动的承诺；另一方面，要从自身的角度考虑，体现国家利益，达成共赢目标。
Q：目前，亚太地区的能源转型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绩？又面临哪些挑战？
A：亚太地区当前正处在能源转型的关键阶段。亚太地区的人口占全球的60%，消耗了全球40%以上的能源，产生全球超过50%的温室气体。随着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这种趋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保持增长，给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也给实现气候行动承诺带来巨大挑战。
近些年，亚太地区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过去10年，化石燃料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不断降低，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已经超过能源需求的增长。然而，亚太地区的能源供应仍然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40%以上为煤炭，25%以上为石油，20%左右为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低于15%。
2023年10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第三届亚太能源部长论坛，总结了亚太地区在能源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个方面取得的进展。目前，亚太地区仍有近5000万无电人口，12亿人口依赖传统的生物质、煤炭烹饪或采暖，这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很大。能源可及性，尤其是在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清洁炊事燃料的目标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而可再生能源分散式供电技术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亚太地区各国政府面临着既要稳定能源供应，又要实现能源转型的压力。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才能降低其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发展可再生能源，必须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包括电网升级、储能等，从而共同提高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Q：中国风电行业可以为亚太地区的能源转型作出哪些贡献？
A：中国风电技术遥遥领先，不仅很好地支持了中国的能源转型，同样为其他亚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风电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效实际的案例。近几年，海洋经济、蓝色经济成为亚太地区能源转型和海上风电技术进步的新机遇。亚太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发展期待。未来，我认为海上风电会取得飞跃式发展。
中国风电行业已经具备相当大的生产能力，可为亚太其他国家提供技术装备支持。在太阳能方面，中国的装机和生产能力在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20多年前，中国从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可再生能源政策，推动了自身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现在来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更具体、更有效，支持力度更大。因此，中国在政策方面的经验总结，包括技术层面、市场规范、模式创新等，可以分享给其他国家，帮助他们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
Q：中国风电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面临诸多挑战，您认为应如何围绕风电发展深化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A：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从弱小走向强大，技术研发从引进到国产化再到实现引领，同样是国际合作的结果。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已经达到新的高度，竞争力大幅提高，为降低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产品价格、可再生能源电力价格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又经常在国际贸易中遭遇种种壁垒及不公平待遇。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应对，另一方面，需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即“南南合作”，寻找新的市场和商机。通过共同协商，针对各国的特点找到不同的解决方式，如技术转让，以当地生产等方式降低技术和应用成本。
在国际合作时，我认为有三方面值得加强：一是积极参与或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和认证体系。这样，不仅能够确保风电设备和技术的可靠性，还可以提高风电设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增进投资者和用户的信任，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国内风电企业的认知，更早地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二是政策的协调合作。一方面，应制定可再生能源的财税和金融政策，促进企业扩大规模；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平台与国外进行合作、交流，增强可信度。
三是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支持可再生能源投资。值得一提的是加强多边合作，如国家能源局与东盟在能源领域开展的合作。加强与联合国系统、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风能组织等机构的合作，使国内企业更深地融入多边合作机制，推广最佳实践。
只有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国际上的发展趋势、需求和经验，使中国风电产业不断壮大，完善机制建设。
Q：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如何在农村建立相适应的多元化能源结构？
A：农村能源的建设和应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更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应用就起步于农村。目前，中国的农村能源已经从过去的解决短缺问题，转向提供更清洁、更低碳的高质量能源服务阶段。
目前，能源转型过程中对农村能源体系的要求，首先应考虑将农村能源的供应和消费、能源的服务体系纳入整体能源转型的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为农村提供现代化、清洁且经济上可承受的能源服务。做好能源系统的优化，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能源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基础设施好、离中心城市或国家电网不太远的农村，可以延伸电网，以集中能源建设为主；边远或分散的地区，则可以充分利用分布式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来满足其能源需求。
此外，农村地区还应建立社区规模的电力基础设施，结合智能化的能源管理系统，为当地村民提供可靠的能源服务，以国家为主导，动员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进行技术和模式创新。
这其中，政策和经济激励是最重要的。政策层面通过提供补贴或财政支持的方式，明确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使投资者更广泛地参与其中，获得长期有效的收益。比如，我们曾帮助印度尼西亚开展解决农村扶贫供电示范项目，投资开发了60千瓦的小水电站，采用公私伙伴关系（PPP）模式，当地提供土地和劳动力，民企提供技术和产品，同时入股，与当地电力公司签订15年的售电协议，用售电的收益来解决投资。这样，既帮助无电家庭解决了用电问题，同时支持了棕榈油加工产业，农户的电费也交得起了。
此外，还成立了村级基金，资金委托给由当地政府、民营企业和村委会共同成立的机构，每年评估和调整资金的使用，形成可持续的、各方共享收益的机制。目前，该模式已经运行十多年，基金从一开始支持贫困户供电到更多地转向支持村里的供水、卫生等公共设施建设。通过项目的建设、培训信息的传播，当地农户对可再生能源的认识和接受度有了很大提高。因此，分散的能源系统应综合能源结构，考虑资源优势，创新管理模式，提高综合能源的服务水平，以及各主体的参与度，真正成为成熟的管理系统。
Q：电气化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总消费中占比的重要手段，如何创新发展模式，以提高电气化水平？
A：提高电气化水平是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促进能源转型的关键。只有实现了电气化，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才能真正释放出来。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氢能等替代化石燃料，交通运输领域是最有潜力加快实现电气化的；智能电网技术数字化融合系统，能够提高电力系统的灵活性，维持电网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微电网和分布式电网，以及跨境电力的互联互通，都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集成和利用。比如，新加坡为实现其零碳目标，通过泰国和马来西亚进口了老挝的水电，是可再生能源电力跨境交易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政策和市场机制，包括补贴、配额、分时电价、碳排放交易、绿证，可以激励消费者使用清洁能源，是促进可再生能源消费、提高电气化水平的重要措施。
Q：如何发挥绿色金融的作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低碳发展及绿色路径优化？
A：对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低碳转型，绿色金融是一种有效的措施。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新增投资出现前所未有的激增，达到5320亿美元，同比增长13%。亚太地区吸引了最多的新投资，达3560亿美元，中国占80%以上。即使如此，资金的需求仍远远超过可用的资金来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未来要实现从2023―2030年《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融资缺口接近6万亿美元。如果要实现COP28提出的3倍可再生能源装机、2倍能源效率目标，融资缺口会更大。
各国政府在将资本转向绿色目标方面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亚太各国政府在发行绿色、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主权债券方面取得了可喜增长，这些债券被标记为全球绿色、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其他标签（Green,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d Other Labeled， GSS+），专门为GSS+用途筹集资金。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研究，截至2022年年底，GSS+债券市场已增至超过3.8万亿美元，亚洲及太平洋的年度发行量从2015年的50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2060亿美元。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以来，绿色金融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与之匹配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的碳市场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各个银行、非银行机构都开展了绿色金融业务。此外，各种国际多边基金，如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也在绿色金融方面发挥了引导和促进的作用。
COP28之后，各个国家都在重新审视国家的自主贡献目标和战略，这些将转化成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融资支持。比如，新型气候融资伙伴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可持续融资支持能源转型，重点是支持各国实现碳达峰目标，逐步淘汰煤炭，改善法律法规设计，促进有效的融资，为吸引更多的私人和公共资金提供坚实基础。
虽然各个国家的能源转型路径有所不同，政策各异，但在面临共同的问题时，可以相互参考、学习和借鉴。对于绿色融资，一方面应制定相关的支持政策，引导资金的流向，鼓励支持对绿色低碳能源技术的投资；另一方面，应控制和降低风险，提高融资效率，开展跨国投资，以及技术转移及经验的分享。
Q：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您强调应注意减少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在这方面有哪些好的案例和具体的建议？
A：能源转型会给社会和经济都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的研究，能源转型为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改善了人类的健康，提高了人类的福祉。与转型相关的就业需求的增加，预计将导致整个转型期间（直到2050年）的就业率平均增加1%。新增就业岗位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100万个（仅能源行业就有2600万个）。同时，能源转型会使传统能源价格上升，可再生能源市场竞争加剧。
能源技术的变革同样会重塑社会的价值观、关系和制度，诞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工作形式及生活方式，创造可持续的未来。应充分了解能源转型对弱势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为降低弱势群体在能源可获得性和负担性方面的压力，确保现代的能源服务能够惠及他们，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投资，提高经济活力，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制定政策、提供经济援助，为失业工人提供社会保障；在分散边远的农村，使农民能有机会参与能源转型，确保他们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为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提供能源价格补贴或直接资助，确保他们能够负担得起清洁能源。同时，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减少负面影响，形成一个更包容、公正的能源转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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