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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业的角度说，能源合作社解决了德国专业机构可再生能源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标签能源改革电价电力供应
在德国，大大小小的能源合作社组织有八百多家。这种当地居民自主式经营、共同参与能源投资的独特方式，预示着德国能源转型绝不仅是技术转型，而是能源拥有者的转型，这为中国的能源改革、投资提供了新的启示。
为什么不买下整个柏林电网？
“为什么不买下整个柏林电网？”柏林市民、可再生能源的坚定倡议者路易丝·诺伊曼-科塞尔（Luise Neumann-Cosell）正在组织一个庞大的收购计划——她希望能和其他德国公民一起，从能源巨头大瀑布电力公司（Vattenfall）手里夺回柏林电网的控制权，改由公民自己拥有的柏林能源合作社运营。
与这笔大交易看起来不相符的是两位女性领导者的年龄。身材清瘦、戴着鼻环的诺伊曼-科塞尔只有28岁，她的另一位搭档阿尔温·克莱尔(Arwen Colell)也才27岁。此前一直从事反核运动的两人想要成功收购柏林电网，意味着她们至少需要向社会筹集电网资产估值的20%，即2亿欧元资本金。
据诺伊曼-科塞尔介绍，德国这样大大小小的能源合作社组织还有八百多家。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德国能源合作社是发端于农业、银行等领域的合作社制度在能源领域的又一应用。
所谓合作社，根据德国《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必须由3名以上社员按自愿互助、自我管理和自负盈亏原则成立。合作社一经登记便取得了法人资格，组织结构与通常的股份公司基本相同，也实行董事会、监事会和全员大会分权制。与股份制公司不同的是，首先合作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其次，社员权利不以出资多少为依据，而是无论出资多少，均实行一人一票制，这在制度上保证了合作社组织里公民的参与度。
2014年6月16日，柏林能源合作社宣布，经过多轮竞标，在众多能源企业中代表柏林市民利益的能源合作社已成为10家竞标者中的最后三个候选人之一。
“我们的希望非常大，三家竞标者中有柏林市政府背景的企业和我们站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和大瀑布电力公司的角逐。”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个会议室里，诺伊曼-科塞尔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柏林市当局将在今年底做出最终的决定。
支持者共同的目标，即督促电网公司采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2011年，德国启动实施“能源转型”战略，决定关闭境内的所有核电站，并在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至35％。据德国《明镜周刊》，目前首都柏林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仅约为1.4%。
在诺伊曼-科塞尔看来，正是由于现有电网公司维护既得利益，才继续依赖煤炭。“但如果电网掌握在柏林市民手里，他们就不再有任何借口不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了。”
柏林电网的特许经营权每15-20年就会招标一次，任何人可以购买和管理，大瀑布电力公司将于2014年底到期的经营权为普通公民的参与提供了机会。
挑战能源巨头并不容易。首先，大瀑布电力公司表示，自己过去十多年的经营并无任何问题，作为一家能源公司，自己比合作社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实力。
在拥有1400名员工的柏林电网面前，仅有1名全职员工（诺伊曼-科塞尔本人）的柏林能源合作社显得颇为单薄。“我们的确需要跟金融机构、能源管理公司合作，还需要法律、财务、传播等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诺伊曼-科塞尔说，其团队已拥有四十多位志愿者，他们分别来自不同行业，“但都是说好成功后才能给他们薪水”。
更为重要的是资金。最新一轮融资后，诺伊曼-科塞尔已募集了1000万欧元，但这距离成功仍有很大距离。“如果收购进展顺利，公布后肯定会有更多人参与，我们现在还没有财力做广告。”诺伊曼-科塞尔认为柏林电网每年约1亿欧元的盈利，对每个市民来说都是不错的投资机会。
八分之一人口成为生产商
让普通市民得以发起柏林电网大收购的重要条件，是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重要的能源合作社制度。
“这涉及德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合作社制度在德国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陶光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跟首都柏林募资达数千万欧元且以收购电网为目的的大规模合作社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德国的能源合作社以中小型规模为主，他们多位于中小城镇甚至农村，以新能源发电为主。
在六百多公里之外的德国南部小城埃腾海姆，当地居民约尔格·布洛德(Jorg Blod)运营着一个拥有140户当地居民的小型埃腾海姆能源合作社。2011年，埃腾海姆能源合作社成立，同时进入合作社监事会的还有埃腾海姆市长和银行业代表，最初募集的资金为20万欧元。
过去三年，约尔格·布洛德通过陆续筹集的33万欧元在当地成功建设了6个屋顶太阳能发电系统，产生的电力全部卖给当地电网，合作社成员根据出资多少享受投资收益。这使埃腾海姆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达到了10%，当地的目标是将这一数字提到40%。
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些位于当地的太阳能投资项目“看得见摸得着”。德国社民党议员乌利·尼森（Ulli Nissen）说，人们自己投资新能源自己用，任何人都不会抱怨噪音污染等情况，减少了产生社会冲突的可能性。
埃腾海姆所在的德国南部黑森林地区是德国能源合作社最早的兴起地之一，早在二十多年前，这一地区的居民就通过合作社形式进行新能源发电尝试，除了太阳能之外，还有风力发电场和小型生物质发电站等。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在人口仅八千多万的德国，目前已有1000万人口通过投资成为新能源电力生产商。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庭，德国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参与到能源转型。
德国绿党环境委员会主席巴贝尔·霍恩（Barbel Hohn）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能源合作社为每个公民提供了成为新能源制造商的可能性，德国能源转型绝不仅是技术转型，而是能源拥有者的转型，未来德国将变成公众拥有能源的结构。
“私人屋顶、能源公司和能源合作社已经成为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三种重要力量，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个不可忽视的比例。”陶光远说。
从商业的角度说，能源合作社还解决了德国专业机构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最早很多项目开发商为了筹集资金，寻找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投资人，但后来就转向了当地合作社。”德国拜尔能源集团董事长王学军说，2012年德国光伏补贴进一步下调后，外国投资商利润空间进一步下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能源合作社优势进一步显现。
利益反哺民众
能源合作社的蓬勃发展正在挑战大型能源企业的地位，“这等于是抢了他们的生意。”巴贝尔·霍恩说，前一天联邦议院的各党派负责人才刚刚“吵了一晚上”，争论的焦点在于，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红利，应该分享给用户还是发电企业。
这主要源于过去几年，电价飙升让德国能源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反对可再生能源的声音，特别以大型工业企业为代表，他们认为，过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导致了电价飙升，应该放缓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
有评论认为，德国过去由纳税人缴纳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最终是流到大型能源公司以及新能源发电站所在处的土地拥有者手中，其实质是将穷人的钱流到富人手中，而能源合作社则通过投资、获得收益，实质又将钱回流到民众手中，这是一种利益反哺。
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则是无条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绿色和平柏林政治事务代表处负责人托比亚斯(Tobias Austrup)说，他们在柏林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反对政府放缓新能源发展步伐。但他也表示，目前德国在可再生能源议题上的博弈，已经分化为大型工业企业和可再生能源支持者的两派，“一开始民众是跟我们一起，但是现在开始摇摆”。
在陶光远看来，能源合作社这种当地居民自主式经营、共同参与的独特方式，不仅解决了全体公民参与的问题，给中国的启示还在于扩大了老百姓的投资渠道。
“从投资的角度，除了银行存款，这给老百姓开辟了又一个新的投资种类，风险小，收益高，最终把利益分享给全民，而不是被少数人赚走。”陶光远说，国内刚刚试水的众筹光伏项目与能源合作社有部分类似之处，但仍需解决众筹在中国的法律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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