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振兴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能源的发现、能源链的变革、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创新体制的变化，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所以，我们万不能以功利主义心态将新能源开发简单化为今后两三年走出经济危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应将其视为长期内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并将之提升到适应低碳时代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被业界奉为“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的《新能源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日前已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并将在条件成熟时择机出台。根据这一规划，到2020年，除水电外，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有望从目前的1.5%升至6%以上，总投资也将超过3万亿元。这对于沪深股市81只新能源概念股而言，无疑是个长期重大利好。

新能源振兴的重要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能源的发现、能源链的变革、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创新体制的变化，是大国兴起的力量之源。纵观人类历史，新一代能源链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国际体系中新一代主角的闪亮登场。

例如，作为第一代能源的煤炭，曾帮助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使其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而作为第二代能源的石油，则推动美国、德国等新兴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工业革命中异军突起，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目前，对于中、印、巴西等崛起中的新兴大国而言，越早投入下一代能源的竞逐，越有利于其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奠定优势地位。

从全球视角来看，以生物质能源为代表的新能源，在经历了2007年至2008年的短暂繁荣后，经过半年沉寂，重又勃兴起来。不过，这一波新能源热，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希望通过“绿色经济”扩大就业、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政策或理念带动起来的。或者可以说，前一波新能源热是建立在满足公众普遍需求基础之上的，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这波新能源热则反映出以奥巴马、朱棣文为代表的少数精英的政策偏好，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而当前中国高调宣示新能源开发的背后，更多是一些基于现实的战略考虑：

其一，出于对国际原油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忧。与欧美不同，由于历史上石油长期自给，中国未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对于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观认识。而2008年国际油价的疯狂上涨，无疑给了中国一次极大的心理冲击。

其二，客观上存在开发替代能源的需求。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关于全球石油开采量即将枯竭的“顶峰论”(PeakOil），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几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内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其三，中国经济正面临潜在威胁，即未来欧美很可能联手，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过度消耗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美欧、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声音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将最近半年内成品油定价机制、燃油税的接连出台，以及即将公布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和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事件视作一个整体，就能够理解政策制定者对此所抱的强烈危机感和紧迫感。

然而，要振兴新能源产业，未来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中有一些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

首先，如何保持新能源开发投入的连贯性，避免投机心态。对于尚处于婴儿期的新能源而言，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后发劣势。例如，国际油价上涨，新能源开发受到重视；而油价一回落，新能源计划旋即被束之高阁。此外，由于成本和价格偏高，也妨碍了其推广应用。不少人也指出，全球汽车行业的百年老店通用之所以走到破产这一步，与其过去数年在新能源汽车上只投入、不产出大有关系。不过，国际能源署（IEA）已保证，新能源的使用成本，将随着技术成熟和应用普及而相应降低。

当然，与传统能源相关产业的路径依赖和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国内汽车行业表现尤为明显。为此，除了政府从政策上扶持新能源相关产业外，推动“节能减排”的公民社会运动健康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如何保持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比例，以及如何在各种新能源之间保持最优的投入比。同时，还有一个如何协调新能源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冲突的问题。例如，生物乙醇作物与粮食作物之间的争地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是饱受非议的话题。

再次，对于民间资本如何进入并发挥作用要有可操作性，而不使其仅仅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从利益动机来看，国有垄断企业并不欢迎来自新能源的竞争；即使迫不得已，也要把新能源开发的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例如，目前的风力发电，基本为大唐、国电等“国字号”所垄断；而在生物质能源领域，除少数外资进入外，中粮和三大石油巨头也成为主导力量。